今年1月，北京在自己的十四五规划草案中提出“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

这应该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此定位的省市区，展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站位。作为国家政治中心，首都若是能够率先达到共同富裕，确实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

结果你猜怎么着？

北京的追求并没有被写入顶层设计当中。

这两天，万众期待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终于出炉了，里头明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中央最后选择了地位远不如北京的浙江，使得后者历史性的，与深圳、上海浦东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第三个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国家级战略。

那么，为什么浙江能够打败北京、广东、江苏等一众高手，拿到这样一个殊荣呢？这非常耐人寻味。

结合十四五规划当中的布局，我似乎还看到未来五年内，杭州与宁波两座城市将迎来完全不同的命运走向。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当中，共同富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符号。它既有浪漫主义情怀，又具有巨大的实用主义作用，为有形之手分配资源、决定议题优先等级提供了牢固的合法性。

正是有了这样一条心理纽带，权力中枢才得以凝聚全国上下所有力量搞经济建设。

浙江能够脱颖而出，拿下共同富裕示范区，也意味着未来会有各种政策红利纷至沓来。

那么，浙江凭什么战胜北京呢？

这可能跟它独特的基因有关。

北京是一个权力向上集中的省市区，服从于政治指挥棒。只要有令，城市减量发展、人口负增长、资源强行向外疏解等皆不在话下。

浙江则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权力向下分散的省市区，跟北京完全处于光谱的另一端。

放在整个长三角当中，浙江都算是一个“怪胎”。上海被称为用计划经济手段搞市场经济。江苏的“苏南模式”、“工业园模式”均是政府出面，主导经济发展。安徽省会合肥是全中国最成功的“风投公司”，地方政府充当投资合伙人，凭空创造了很多新兴产业。

长三角其他地方都保留着“强政府”的色彩，唯独浙江是“弱政府”的角色。

这种基因，是一种独特的历史遗产。

1949年后，随野战军部队进入浙江的南下干部占据了该省主导地位，而本地很多区县的游击队干部在权力版图中则相对边缘化。

南下干部跟高层领导出生入死，有着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所以，在历次运动中，南下干部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听从上级指令，坚决执行计划经济，以此向上发出忠诚信号，依靠自上而下的保护力量。

而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在上边没有强势人物可以依赖。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他们只能支持地方经济利益，以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

所以，慈溪、余姚、乐清、永嘉、萧山等地方游击队干部影响较大的县，便开始无为而治，对市场经济睁只眼闭只眼。

民众吃饱穿暖了，他们才有发动群众的能量，令对手忌惮三分。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精英，便成为了“帮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

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浙江各地就有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地下市场。78年后，这种草根活力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和壮大，创造了浙江强大的民营经济。

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42800亿元，占GDP比重66.3%，比广东还要高出十个百分点。

这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正是今天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所能依靠的最好模式。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区多，平原少，地理格局非常劣势。

而且浙江没有什么资源，不产一块油田和煤田，无法像北方鄂尔多斯那样，躺在庞大的资源产业上过日子。

从地理经济学来看，这样的开局注定会极大拖累浙江的发展。

但是，今天的浙江还是富得流油。

2020年，该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699元，连续20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930元，连续 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2”，是全国最低的地方之一。

走入浙江的农村，外地人经常会感慨，这里的农村实在太豪华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浙江能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城乡发展最为均衡的地方？

答案就是上文提及的浙江模式。

今天，我们有很多地方对“法无禁止即可为”充耳不闻，而十几年前的浙江民营资本，早就进入了当时的投资禁区——“国字号”工程杭州湾大桥。

今天，当深圳、合肥、珠海、上海等地的国资委疯狂出击，成为诸多商业巨头背后的大金主时，浙江显得异常低调。不是没钱，而是更愿意花力气培育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

底层的市场活力才是浙江的本色。

虽然广东的市场经济也很发达，但它过于集中在珠三角，而浙江模式是全域性的，覆盖范围更大。

它在全省各地催生出一个个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义乌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电，鹿城的皮鞋，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民营经济遍地开花，造富了一方百姓。

浙江这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模式，对于全国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参照意义。

发改委说，“纲要提出来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要是要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如果坍塌的东北能学到这种经验，肯定能更快地转变以重工业为主、资源依赖性的单一产业结构。

如果西安、武汉、天津这些公有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中心城市能复制到，也一定能更好的辐射所处都市圈。

因此，非浙江莫属了。

可能有的人会问，福建的民营经济活力不是也很强吗，其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全国第一（68.1%），为什么不选福建？

很简单，浙江有福建完全没有的优势啊：

那就是一百年前，嘉兴南湖上的那一艘红船。

很多人不知道，嘉兴不单单是红色革命的发源地，它还是全国农民收入最高的市。其城乡收入比为1.61：1，农民平均收入3.98万元，比中国最繁华的上海市还要多出4000多元。

选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从经济到政治上都不是简单的巧合。

有的人提出一个问题：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会不会弱化杭州和宁波的中心地位？

对宁波不会，对杭州则不好说。

十四五规划在主要目标中列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2035年内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这或许会把宁波推向历史舞台的核心位置。

宁波是一个超级石化城市。凭借着深水良港，宁波得以用最低的成本，在全世界进口原油和、煤炭和天然气，拉出一条连绵20多公里的重化工海岸线。

这些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撑起下游庞大的炼化制烃产业链，乙烯、PTA、橡胶……从而为新材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原材料基础。

2016年，宁波拿到第一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牌子。从那个时候起，宁波就将新材料作为战略型产业主攻方向。很快，其产业规模就突破2千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2.1%。

蒙眼狂奔的速度，让宁波成为了全国七大新材料产业基地之一。相比于传统材料的过剩困境，宁波的新材料产业无疑更具有发展空间：

从生产端来看，生产1吨铝型材就要耗电1.6万千瓦·小时，1吨钢材耗电0.8万千瓦·小时，而生产1吨塑料型材仅耗电0.18万千瓦·小时，相比更加节能。

从使用端来看，新材料的运用可以让我们的汽车、飞机更加轻型化，从“金属飞机”变成“塑料飞机”，进而降低燃油消耗和排放。我们在这方面的提升空间还很大。举例来说，波音787、空客A350用的复合材料都达到50%以上，而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只有20%多。

在建筑和工业领域中，用“塑料”替代“金属”是一个大的趋势，可以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

宁波，无疑抢到了一张具有无限潜力的新兴产业门票。作为中国塑料城，宁波在发展新材料产业上有很多地方没有的先发优势。

过去，宁波被认为是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被中央抛弃了”。现在，这座城市对于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未来可能会重新回归到中央的视野。

宁波会因为当初的坚守，而处于主流赛道中，获得更多的红利。

回过头来看杭州。

相比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纲删掉了“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并首次提到了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比之服务业，高层更在意、更担心制造业。

为什么会这样？

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一味强调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并视其为经济转型升级的表现，很多地区“去制造业”很明显。

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0%，2017年降到33.9%，如今已降到27%左右这一数字出现了快速的下滑趋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而反观欧美各国，却大都在推动“再工业化”。

中国应警惕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以及由此而来的结构“转型”但却未“升级”的情况。

正如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所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指标存在不合理或不适应形势的问题，所以不应该再列。

过去十年，杭州对工业厚此薄彼，一直在去制造业化。它之所以能成为互联网之都，是以压制和减少工业发展为代价所换取的。

不管是工业投资额，还是工业用地供应比重都在逐年下降，导致杭州的第三产业一路腾飞，第二产业却瘸了。

再这样下去，显然会偏离顶层设计的构思轨道。所以，杭州这两年也在补功课。

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一定会把更多的资源倾向于制造业，去提升硬核科创。但是杭州由于抛弃工业太久，基础已经不够扎实，早就被武汉、成都等对手赶超。

未来在争夺国家级资源方面，杭州可能会因为话语权不够大，而受到一定影响，被相对边缘化。

尽管十四五规划也用同等长的篇幅在讲数字经济，但未来五年数字经济的重点和核心，并不是纯粹的互联网，而是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

也就是“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加快推进基础理论、基础算法、装备材料等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提升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它还是要跟制造业绑在一起的。

杭州在制造业上自废武功，而且过去它在互联网上的创新，更多是简单的应用创新，而不是像关键的基础创新。未来能不能像北京上海的人工智能那样，引领数字经济最前沿尚是一个疑问。

如果不行，那杭州就有可能两个领域都踏空。

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流动。

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杭州，便是该工作的中心城市之一。

过去，浙江的民营经济很发达，不喜管制喜自由。经过长期的扩张，它让浙江变成了全国区域城乡发展最为均衡的地方，与此同时，它也出现了一些令决策层意料之外的东西。

比如原本应该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经济，出现了破坏性的垄断。比如资本的手已经伸向了国民经济命脉中的金融。

结果，蚂蚁上市一夜中断，那些纷纷加入社区团购的互联网巨头们，被骂出了翔……

那些无意间收割底层韭菜、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的大佬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共同富裕。

杭州跟那谁捆绑得太深了。这个商业帝国，给杭州创造了太多的税收和GDP。它的沉浮，某种程度上也会变成杭州的沉浮。

未来五年内，杭州与宁波两座城市，是否会迎来不同的命运走向呢？

作者：黄汉城

参考资料：

《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章奇、刘明兴

《谁是中国城市领跑者》黄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