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克飞
在著名茶叶品牌川宁的伦敦老店门楣上，至今仍可见到两个清朝小胡子形象。崇尚优雅，几乎成为英国人生活象征的英国茶，其实与中国有着极深渊源，关于这段历史，要追溯到清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朝上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明末清初，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初稿一完成就遭到攻击与嘲笑：中国在地图上太小，位置又不在中间，这怎么会是世界地图呢？为了安全和传教，利玛窦只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修改地图，让中国出现在正中央。
利玛窦的经历成了后来者的经验，康熙年间的传教士也习惯将中国画在世界中心。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人没有兴趣也没有渠道去了解外国。
乾隆年间的《皇清四裔考》里对英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当清廷于1792年收到马嘎尔尼使团即将访华的信件时，这粗糙描述几乎是他们对英国仅有的了解。
自我封闭而又傲慢的中国人，甚至没有打算利用马嘎尔尼访华的机会来了解英国。此时的中国仍坚持“以茶制夷”观念，尽管此夷早已非彼夷。对这种局面，英国人显然不满意。马嘎尔尼访华，所为也是贸易。
马嘎尔尼的秘密使命
在英国之前，俄国曾被茶所制。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自此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市场。后来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前后持续15年，对俄国进行贸易制裁，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俄国损失惨重。
相比俄国人，英国人对茶的需求似乎更为迫切。东印度公司曾长期垄断中国茶叶生意，茶叶常占其年度运量的80%以上，有时甚至达100%。但在那个年代里，运输并非易事。一般来说，英国商船于每年1月离开英国，绕过好望角，然后乘着东南季风航行，于9月抵达中国，开始收购茶叶，大在12月返航，如果顺利，他们会在第二年9月回到英国，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将于第二年12月甚至更晚到达，也就是说，整个旅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经历了如此长途旅行的新茶早已不新，加上保存难度大，香气与滋味必将损耗，但即使如此，英国人仍将之当作宝贝。
1657年，英国伦敦的加威咖啡馆首次向市民出售茶叶，价格高达6-10英镑，当时英国一个普通工人每天仅赚4便士（1英镑为240便士）。在推广海报里，茶叶被描述为“质地温和，四季皆宜，饮品卫生、健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海报里还特别提到，因其医疗功效，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地的医生和名人已争先饮用。
在英国贵族看来，喝茶不仅因其药用功效，更是文化消费。到了18世纪，英国人不管身份如何，都将喝茶作为每日必需。布罗代尔将喝“加了茶叶的热水”视为文明进步的标志，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更是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与茶叶有莫大关系。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城市人口随之膨胀，传染病大大增多，喝茶改善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并大大减少了酗酒行为，使英国社会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但中国垄断了茶叶市场，英国人乃至欧洲人不但不懂如何种茶、制茶，甚至连茶的基本情况都搞不清。瑞典著名博物学家林奈发明了动植物命名双名法和生物分类系统，但饶是博学如林奈，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认为绿茶和红茶来自两种不同的茶树，一种叫绿茶树，一种叫红茶树。早在17世纪，茶叶就超过了丝绸和陶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品，其中又有1/5出口到英国。有人认为，茶叶贸易不但关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死，对英国财政收入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的获利都在100万英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但英国的白银也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出现贸易顺差，以至于英国人开始对华输出鸦片。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我们还是说回马嘎尔尼的访华，他们并非一无所获，而是看到了大清日薄西山的一面。当然，马嘎尔尼曾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曾见证清朝与尼泊尔之战，因此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仍有敬畏。以至于后来1840年鸦片战争投票，英国国会也仅以271对262票的微优势胜出。
在这次出使中，马嘎尔尼还有一项秘密使命：采集茶树和茶种，东印度公司的人曾委托他留意茶叶，希望能将之移植印度。马嘎尔尼则表示：“如果茶能长在我们的领土上，那我们就不必仰给中国。”在两广总督长麟助下，他终于如愿以偿，回国时又从江西带走了一些茶树。
马嘎尔尼其实并非第一个“茶叶间谍”，早在1699年，红茶贸易开始大发展时，英国人杰克明·萨姆就进入武夷山桐木一带采集植物标本，他们多半以生物学家和传教士身份为掩护，主旨却是为了茶叶，马尔尼的使团中也有几位科学家。
马嘎尔尼离开中国后，将茶树送给了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班克斯也曾到过中国，对茶树有较深了解。早在1778年，他就认为印度北部可种植红茶，他将马嘎尔尼送给他的这些茶树放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里栽培，长势都不错，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面积推广茶树并不算热心。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茶对英贸易，没有寻找替代品的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对在印度种茶缺乏信心，毕竟中国茶的影响太深，英国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中国茶的概念。
精通植物学的间谍
几十年后，他们被迫热心起来。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成立了专门的茶叶委员会，主要负责调查引进中国茶树和茶种，并开展实验性种植和招募中国工人。但此事绝不容易，没有清廷宫方许可，茶树只能偷运。茶工的招募更是麻烦，熟手茶工原本就生活无忧，清朝政府也不会允许制茶秘密外泄。茶工即使能前往印度，茶工的家人也会被问罪。
1836年，茶叶委员会头目戈登终于在广州找到了愿意前往印度的茶工。此前，他已经将两万棵茶苗送往加尔各答。这些茶苗发芽后被送到印度各地做生长观察，可惜大多被牛吃掉，仅剩55棵。但他们却意外发现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以南有一处名叫阿萨姆的地方，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并有成片茶园。英国人经过努力，终于在这里培植出了茶树，获得了丰厚利润。此后，英国人又在靠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种植了大量茶树。
由于戈登于1836年带回的茶树质量不高，为了进一步窃取茶之秘密，东印度公司必须再想办法。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英国得到了巨额赔款和香港，并强迫中国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英方也担心，万一中国纵容国内种植鸦片，不再从印度进口，将会使这场关于茶叶和鸦片的战争此前所获得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因此，东印度公司只能选择继续“偷茶”。他们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既精通植物学知识，又有丰富间谍经验的人。
这次，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人选是罗伯特·福琼，而他的目标地点，当然是在英国人眼中可与“中国茶”画上等号的武夷山。
武夷山是举世公认的红茶发源地，早在明清时期就有茶农开始有规模种植。1640年，正山小种红茶首次由荷兰人运往英国。1689年，荷兰战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收购武夷红茶，摆脱荷兰的限制并垄断了欧洲红茶贸易。从此，正山小种红茶风靡欧洲，它的英文名字最早叫“武夷茶”，后来更是升格为中国红茶”。
18世纪上半叶，武夷红茶平均每年销量已逾万担。18世纪下半叶，武夷红茶的出口较上半叶更是急剧增长，19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达到30万担。
也正因为茶叶贸易如此重要，甚至会影响世界格局，福琼这类人的身份也被改变。严格来说，此前英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植物学家，研究植物的人仅仅被视为花匠，但随着茶叶等植物对贸易乃至英国人生活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成了受人重视的植物学家。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举国上下都热衷于园艺。工业革命破坏了田园生活，新兴中产阶级只能在阳台和后院种点花花草草，而在国家层面，这也是一种极好的殖民地策略，通过植物的移植，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大英帝国找到了很多发财机会。也正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是花匠类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冒险家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
在接受东印度公司这一任务之前，福琼对中国已有相当了解。1842至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会负责人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在旅居中国的过程中，他学习中文和中国风俗，能够熟练使用筷子，并在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其中包括小巧的盆景植物，还有荷包牡丹、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和金橘等。也是在这次考察后，他对英国人宣称，绿茶和红茶其实是同一种植物。这一看法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还属谬论，没几个人相信。
回到英国后，福琼在始建于1673年的英国第二古老植物园——切尔西草药园任园长，直至1848年5月，受东印度公司委托的植物学家罗伊尔教授前来拜访他，邀请他再次前往中国。
当时，印度产的第一批茶叶已经运到伦敦，在伦敦茶商看来，尽管这些茶品相不错，但缺乏中国茶的清香，有人认为因为这是茶源来自广东沿海而非最“正宗”的武夷山。因此，福琼的任务就是前往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把中国的茶种、制茶技术统统偷过来。
1848年6月2０日，福琼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给他的指令是：“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东印度公司付给福琼的报酬也相当可观，为每年550英镑。
1848年9月，福琼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开放初期，还只是个充满机会的小港口，堪称洋人的乐园。但身负重任的福琼不能在此停留，他要深入山区。相比上海这种开放港口，中国其他地方对洋人十分仇视，福琼不可能就这样招摇过市。何况，他要完成任务，就需深入民间。因此，身高1.8米的白人福琼，居然弄了套中国人的衣服，剃了头，装上一条假辫子，就此向黄山进发。
这种乔装打扮在今天看来实在山寨到不可思议，很难想象他走在街头不会被人轻易认出，但在当时，他居然能蒙混过关。这还是拜清朝的闭关锁国所赐，乡下农民压根没见过欧洲人，又怎能看出福琼的不同呢？
与福琼一同上路的是两个对茶小有认识的中国人，一个充当男仆，一个充当苦力，他们收了福琼的钱，便帮他隐瞒身份并对他的旅程提供帮助。这并不容易，因为无论是官方还是各地盗匪，都能对他造成人身威胁，他手中的地图也并不准确，更有水土不服的危险。但福琼并不畏惧，一路寻找茶树，并记录自己的旅途见闻。
他通过考察，发现多雾气候适宜茶叶生长，他也采集到许多茶种，这有赖于他的出手大方和交际能力。在靠近黄山的安徽休宁县松萝山，福琼还有了意外发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特别适合茶树生长。福琼在茶园里观察了茶叶制作的全过程。其中有一道工序让他十分困惑，他见到制茶工人在炒茶的最后一个环节将各种粉末状物体撒到茶叶上。具体操作是在茶叶出锅前5分钟，即燃烧一根香的时间，监工用个小瓷调羹把这些粉末撒在每口锅里的茶叶上，然后炒工用双手快速翻动荼叶，以便均匀染色。福琼仔细辨认，发现其中有普鲁士蓝染料，还有闻起来有臭鸡蛋味道的生石膏。他询问工人后才知道，原来掺加这些东西是染色剂，主要是为了糊弄他的同胞。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特别喜欢茶叶看起来很绿，越绿越贵，据福琼估算，100磅的茶叶里能掺1.5磅石膏。
这种掺假其实是必然。整个18世纪，英国茶叶消费量暴涨200多倍，从原先的奢侈品转向平民化，需求暴增之下，难免造假。在这个造假过程中，中国制茶工人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体系。最常被用来掺假的叶子是山楂树叶（用来冒充绿茶）和黑刺梨树叶（用来冒充红茶），桦树、白蜡树和接骨木的叶子也曾用来冒充茶叶。当然，用这些叶子泡出来的汤水并不很像茶水，因此就有必要加入各种染色剂。除了棕儿茶之外，这些染色剂还包括铜绿、硫酸铁、普鲁士蓝、荷兰粉红碳酸铜，甚至羊粪。
在安徽期间，福琼买了大批茶苗和茶籽，运回上海。1848年12月15日，福琼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信中说：“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在最近两个月里，我已将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种播种于院子里，目的是不久以后将茶树苗送到印度去。”他信中所说的院子，是指英国驻当地领事馆的院子以及一些英国商人住所的院子，福琼用这些院子来试验种茶树。他发往加尔各答的每批茶种和茶树苗都是分3只船装运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损失。1849年1月，他将这批茶苗和茶籽发往印度。
刺探绿茶变红茶的秘密
1849年2月12日，在途经香港时，福琼致函英国驻印度总督，表示希望开启第二轮探险——去最著名的红茶区武夷山考察。
英国人一直更喜欢红茶，因为喝红茶能放糖，喝绿茶则不能。所以英国进口了大量武夷山产乌龙茶，也正因为武夷山乌龙茶茶色较黑，英国人才将所有的红茶笼统称为“黑茶”。福琼算是不辱使命，在武夷山找到了款上好的乌龙茶——大红袍。
在武夷山期间，福琼长期住宿在寺庙里，向和尚探得不少关于茶叶的秘密，尤其是茶道中对水质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以名流形象出现的他，这次还了解到英国人此前始终无法看透的秘密：绿茶是如何变成红茶的。原来，茶叶都经过了发酵处理，从而使茶叶的颜色变暗。绿茶的制作则不经过这道工序。当时欧洲人多半只能喝到红茶，也是事出有因，因为绿茶在运输过程中于船舱中发酵。
了解了这一切的福琼准备返回印度，但他深知自己的知识只能说是纸上谈兵，只有真正的中国种茶、制茶者才有能力向印度“同行”传授相关知识。于是，福琼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其中有6人是种茶和制茶工人，还有两人擅长制造茶叶罐，聘期3年
此时已是1851年，清朝风雨飘摇，许多人正在设法离开这个国家，带走几个工人的难度也大大下降。1851年3月16日，福琼通过海路，将2000株茶树小苗、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以及8名中国制茶专家带到加尔各答，这些茶种和茶苗随即被栽种于印度。
后来，福琼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对于印度的茶叶种植者来说，这当然是福音。1853年到1856年，福琼又前往中国，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同时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工去印度种茶。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印度的茶叶产量不断增加。1866年，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但到了1903年，这个比例上升至59%，中国人仍不清楚茶叶机密如何泄露，只能眼睁睁看着茶叶出口的急剧下降。
晚年的福琼默默无闻，英国王室没有给他颁发勋章，他也未能从英国的贸易收益中获取奖励。但他的生活并不拮据。他将旅行手记整理后，分为四本书出版，包括《漫游华北三年》《在茶叶的故乡一中国的旅游》《居住在中国人之间》以及《益都和北京》。此时的他想必已经知道，他窃取的技术不但使英国实现了在印度种茶的梦想，也使中国茶叶遭遇了沉重打击，印度茶产量超过中国，中国茶陷入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