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俄国地处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人的饮食多以肉食为主，蔬菜供应量很少。大量摄入肉类必然产生很多油脂，解油的中国茶叶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日常饮品。18世纪中叶的俄国学者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尔加边区纪行》一书中写道：“（这里）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5次之多。爱喝茶的人能喝5到15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人家，主人必定用茶来款待你。”
19世纪的俄国，茶室遍布都市、城镇及乡村，有的还24小时营业，甚至列车上给服务员小费的行为，也像中国某地一样称为“给茶钱”。每当运茶货的驼队到达贝加尔湖就被团团围住，俄国人争着用皮毛、牲畜换取茶叶，有时还会跳起舞来，迎接驼队的到来。在极寒的西伯利亚，中国茶叶不仅被当地人广泛接受，甚至可以作为通货使用，必要时可以替代银在布里雅等土著居民中流通。成块的福建砖茶，已经征服了这个战斗的民族。
30多斤茶叶相当于100张貂皮
和西欧国家相比，俄国人饮茶的历史并不长，起初他们还十分排斥这种奇怪的树叶。早在1237——1240年间，蒙古成吉思汗的子孙攻占梁赞、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后，便把茶叶带到了俄罗斯国家形成前的罗斯诸公国，但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1581年，俄罗斯民族英雄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率领的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大举进攻辽阔的西伯利亚，他们看到当地的土著民族，特别是游牧的蒙古人都习惯于饮用一种叫荼的奇葩饮料依然惊奇不已，更谈不上接受。
1616年，俄国人出使明万历朝，在招待宴会上，他们对于端上来的热牛奶里投放的不知名树叶十分抵触，这些叶子就是中国茶叶。俄国人真正接触中国茶是在两年后（1618年），明朝政府派使节携带茶叶数箱前往俄国，赠送给沙皇，企图打开华茶在俄国的销售市场，但没有成功。
1638年，俄国贵族瓦西里·斯达科夫携带大批贵重礼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后者回赠沙皇的礼单中除了锦缎和毛皮，还有几包叫作茶叶的“干树叶”——阿勒坦汗送给俄国沙皇200袋白毫茶。俄国使团最初不想接受这些闻所未闻的奇怪东西，更不懂得它们的价值，斯达尔科夫甚至表示“不知道这是树叶还是草叶”（而事实上，这些茶叶按当时蒙古人的估价竟相当于100张貂皮。）斯达尔科夫对茶叶一项提出了异议，说在俄国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因此莫斯科宫廷宁愿请可汗赠以相等价值的貂皮，但没有得到回应。这248公斤多一点、价值约合30个旧卢布的茶叶，成为华茶输俄的开端，此后的俄国使节陆续将中国的茶叶带回本国。
清顺治时，俄国使臣出访中国受到热情款待。使臣费·巴依科夫回国时，顺治皇帝赠给沙皇各色花缎25块、虎皮3张、茶叶10普特等，遗憾的是这位使臣将10普特茶叶在北京就地出售，换得银子3俄磅（俄国采用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59佐洛特尼克（1佐洛特尼克等于4.266克）。
1660年，第二任使臣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则把顺治皇帝所赠的5竹篓茶叶顺利带回献给了沙皇。沙皇喝茶前，还让宫廷御医先品尝了这种医书上没有记载的草药，据说他当时恰巧肚子不舒服，喝下热茶后症状立刻消失，从此俄国上层对中国茶叶的奇效赞叹不已，贵族们开始了解和接受中国茶叶，出现了茶叶的买卖现象。
1657年俄国商人“阿勃林在北京买茶叶一皮囊”，这是俄商在华购茶的最早记载。而茶叶作为商品在俄国销售始于17世纪中叶以后，“托波尔斯克市场上有华茶销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华茶售卖。此后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几乎是俄国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华茶输入俄国的路线与方式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其他西方国家为海上贸易，俄国则是陆路通商，这些中国茶都来自商贸繁华的恰克图。
在17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茶被俄国上层社会作为一种能够醒脑的药物和彰显贵族身份的奢侈品，与精美的中国瓷器、丝绸和古董等并驾齐驱。由于价格昂贵，茶叶在普通百姓中难得一见。直到18世纪60年代恰克图条约订立后，俄国贸易进一步扩大，恰克图成了中俄贸易市场并迅速发展。茶叶才逐渐成为普通百姓喜爱的饮料之一。
恰克图意为“有茶的地方”
输入俄国的茶叶种类繁多，除福建的红茶和花茶外，也包括浙江的花茶，皖南的绿茶和建德（今贵池）的珠兰茶（又名千两茶），鄂南湘北的砖茶等，都是由晋商在产区采购加工，一路向北越过戈壁滩经库伦运输至恰克图。
在福建茶输入俄国的历史上，位于两国交界的恰克图是重要交通枢纽，这里也是晋商与俄商进行茶叶交易的城镇，恰克图中的恰指“茶叶”，克图是“地方”，俄语翻译这个词即“有茶的地方”。
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右岸，北近贝加尔湖南岸，南距库伦数日路程，属于库伦辖区。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市约》后，中俄双方在此各建立木城互市。俄方称之为“恰克图”，中方称为“买卖城”，两木城比邻而建，仅以木栅栏隔开，大批货物屯于此，双方以货易货，并不使用现金。
每年9月最后几天到11月，晋商驼队开始陆续到达买卖城，随之带来各种受欢迎的中国物品，诸如：作料、酒，当然最重要、货物额最大的就是茶叶。对于华商来说，买卖城是与俄商交易时的驻地。华商在买卖城开设店铺，并雇佣伙计常驻，而店主掌柜会在中国货物运至恰克图时住三到四个月，此后回到张家口等驻地再次接应中国货物，运至买卖城与俄商交易。和俄商之间的货物交易在恰克图几乎可以进行一整年，但在12月和第二年的1月、2月和3月份最为集中。
19世纪初，几乎所有买卖城的华商都会讲俄语。通常，华商先到俄商的商铺里观察商品，确定其所需货物样品后，双方商人会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讨价还价。价格谈妥后，当面将成交的货物封存。然后俄商来到华商的商铺，品尝茶叶并确定所需的茶叶品种与数量，这个过程也是边喝茶边进行。价格商定后，即可互换货物。
虽然市场存续时间久，规则成熟，但在恰克图做买卖并没那么容易。学者雪珥曾撰文描绘过这样一个些许阴暗的边贸市场：“大凡与大清国做过生意的外商，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曾经为茶叶的品质而头疼。中国茶叶的品质评定，是一项经验密集型的工作，一般的商人很难胜任；而且，茶叶交易的批量都很大，根本不可能逐箱检查，以次充好、以少冒多的情况的确常有出现，甚至成为中外商人纷争的焦点，起诉到美国法庭的多起扯皮官司，多是中国商人抱怨美国人拖欠货款，美国商人则抱怨中国茶叶质量低劣。相比广州，恰克图离中国南方的产茶区，距离更为辽远运输难度也很大，茶叶的质量风险自然也大大增加。当然，买家也从来不是傻子。不少美国商人愿意接受低质茶叶，是因为中国商人给了他们期限不短的赊账期，风险不再，也就装傻，赖账时还可作为一个理由。但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严禁现金交易，必须以货易货，俄国商人的聪明也得到充分发挥，把‘铅缝到毛皮兽的爪子上，用曼加泽亚的兔子暗中替换白狐，将带条狐尾的兔子顶替狐狸出售等等’，也并不鲜见。”
“1755—1762年之间，俄国从中国进口了6000普特的茶叶，5000—7000普特的砖茶。”18世纪的后40年，恰克图贸易额增加了6倍之多。茶叶在贸易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1762—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茶叶为3万普特，占中国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叶已成为布匹之后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18世纪中叶以后，茶叶又逐步取代布匹成为中国输入俄国的第一大宗商品。18世纪最后3年茶叶交易量增加的速度更是迅猛，“1798年为46997普特，1799年为52343普特，1800年69580普特。”
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下令给俄国商人：在恰克图互市中要扩大茶叶的购买量，“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时代已经结束了，棉花也差不多完结，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下梅村：晋商万里茶道辉煌起点
18世纪至19世纪末，出现在恰克图的福建茶大多由山西商人提供，他们深入武夷山等茶叶产区，亲自收购运输贩卖甚至开辟茶园自己种植，成为武夷茶北上的重要搬运工。
武夷山的茶行是介于茶农、茶贩与茶号、远程贸易茶商之间的牵线人，主要收购茶农、茶贩的初制毛茶和少量精制成品茶，不加工（设备仅有箩筛和秤），直接转售茶号和以晋商为代表的远程贸易茶商，实现零碎茶产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茶行多散布于产茶区的繁茂中心村镇和水路沿岸。“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咨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茶行集中，曾经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基地，这里的人工运河当溪水面宽不过8米，最繁盛时却有8个码头，连绵1000多米，每日行筏300艘之多，转运不绝。这里的寺庙有在别处难得一见的景象，佛教、道教和妈祖信仰安然共处一室。百年前，下梅作为武夷山茶叶贸易的集散地，往来商贾云集，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即将的远行求得一份内心的庇佑。
下梅村四面山环，一面水抱，“当溪”从中穿过，将这里一分为二，如今溪水只没脚踝，并不能航行竹排，更无法运输茶叶。修建这条如今看来普普通通的人工溪在当时可谓是一件壮举，因茶获利的邹家富甲一方，才有财力和实力一呼百应，打造这条900米的人工运河。公元1694年，江西人邹元老携家眷迁徙至福建下梅村，邹氏家族与来此贩茶的晋商合作经营北上的茶叶贸易100多年，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首富。时至今日，邹氏家祠依然是这里最宏伟的民居建筑。门前的一条当溪，记录了晋商万里茶路的最辉煌起点。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中几十处上百年历史的民居建筑集中了砖雕、木雕等传统闽北建筑工艺。居民历来以种茶和果蔬为主业，2006年，一部《乔家大院》不仅捧红了晋商和山西平遥，也带动了作为万里茶路起点下梅村的旅游资源，村民开始以入股的形式投资办旅游。
晋商催生闽茶船帮
清代，晋商运茶的船只从下梅一路向北，由水路进鄱阳湖至湖口，再沿长江西至汉口。在这里将茶叶分装，由汉水至襄樊，沿唐河至河南赊店。山西茶商们改走陆路至大本营祁县，福建茶被再次分配，花茶大部分在华北销售，而砖茶和红茶转运张家口。也是从祁县开始，改用驼队运输，经过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行至今天的乌兰巴托休整，最终到达中俄边境的买卖城恰克图，这条漫漫长路全程4500多公里，几乎被强大的晋商所垄断。
清代晋商因为经营地域不同被分为“内茶商”与“外茶商”。“内茶商”位于产业链的前端，把采购于南方及细致加工后的茶叶，运至北方的张家口和归化城卖给“外茶商”。“外茶商”再组织驼马车队长途跋涉，将茶叶运至边疆以及恰克图进行以货易货的直接贸易。外茶商一般以张家口、归化为大本营，将庄号分设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等城镇。
在晋商采购闽茶之前，福建崇安县虽然已是闽茶重要产区，但绝大部分茶叶作为贡茶生产，由寺庙僧侣道士经营，产量基本维持在明代水准，商品化程度较低，民间涉茶人数有限。《东瀛志略》载：“（种茶）只建阳、崇安数邑”，“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种茶”，“茶山先为山中和尚道士据为庙产”。
从清初晋闽茶贸开始，直到晋商票号产生初期，茶叶交易结算主要靠携带数量有限的现银，茶贸周期1年仅循环1次，投资成本和风险较高，闽茶贸易数量虽然快速增加，生产规模仍然有限，境内从事与茶相关人口并未显著增加。随着票号分号在沿海沿江重要商镇的设立（特别是江西河口和福建福州、厦门分号，晋商将积累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在武夷山不断购买茶山、新辟茶园和开设茶场。以武夷山、建阳为中心的建宁府茶区总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激增，武夷山迅速崛起为建宁府茶区核心县市。
大德通票号前身是打得大德兴茶庄。此票号是20世纪20年代由著名晋商乔致庸在周村创设的大德通分号。
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不仅充当茶文化的传播者，还对荼叶种植起了因势利导的作用。晋商首先在福建的武夷山、下梅、星村釆购茶叶。在晋闽茶贸初期和票号前期，采茶季规模庞大的茶叶运输需求与运输中人力肩挑效率低下、成本高昂逐渐产生矛盾，催生出专业运输工具（独轮车和竹筏木船）及运输队伍，闽茶船帮转运业的兴起，以茶区当地农民为主体的转运队伍应运而生。
明末以来，由于收购福建茶叶受阻，他们开始前往湖南安化及湘江沿岸釆购茶叶，经过武昌府的蒲折、崇阳和湖南岳州府的临湘和巴陵之地时，发现这些地方都是天然的种茶良区，于是就地取材，包买茶山，指导当地的农民种植茶叶，建立自己的茶叶生产加工基地，既确保茶叶供应，又节省费用。他们在南方产茶区开设的茶叶加工工厂，既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又带动了许多其他手工行业，比如木工、包装业等等。1822年，星村仅一个专制茶箱的厂店年造箱木板就达700余担。
用不平等条约和蒸汽机打败华商
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输入西方国家的中国商品中，茶叶一直处在支配地位。西方的贸易商甚至提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他们从中国茶叶中获取巨额利润，中西方贸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终结了这一切。
1840年之后的约20余年时间里，俄国先后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东起黑龙江，西到新疆的万里北部边疆全部对俄国开放，俄商还可以在沿海口岸和内地城市，特别是产茶区直接收购贩运茶叶，茶叶贸易不再局限于小小的恰克图。晋商在恰克图的商号生意一落千丈，大多数只能关张大吉。
在中国南方产茶区，俄商凭借特权购买低廉的原料和劳动力，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很快击垮了晋商。“1880年俄国人在汉口已有6家茶厂，其中两家工厂共有6台蒸汽锅炉135马力。”中国茶商所经营的茶厂技术落后，制作工艺仍以手工压制为主，效率低下。俄商蒸汽机压制的砖茶比手工压制砖茶坚实耐用，且外形美观，能经得起长途颠簸而很少损坏。这些茶砖充作货币时，流通能力也大，因此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极受欢迎。“手压机每天出茶砖60筐，25%是废品，而蒸汽压机出茶砖80筐，只有5%的废品”。此一项俄商每天可省银80两，生产效率也远高于晋商。
鉴于华商竞争失利，一些买办商人将眼光也投向机器生产。福州“茶商购入英国机械设厂制造，大获厚利，同时开办三厂，光绪六年砖茶产额13700万磅”。这些茶厂起初与俄商有过竞争，但仍抵不过时局，1892年后相继倒闭。
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水路运茶至海参崴转运铁路。不仅运输价格低廉，且极为便捷，华商茶叶则销路维艰。俄商每年直接从中国贩茶数量年近60—70万担，而晋商年输出量下降到区区几万担。
除了控制中国南方茶叶产区，俄国人也试图把茶树移植在自己的土地上。1883年起俄国从中国购买茶籽茶苗栽植于尼基特植物园内，由于当地自然条件不适宜种茶，生长并不理想。1884年，尼基特植物园内的茶树被移植到苏呼米和索格茨基的植物园，及奥索尔格斯克的驯化苗圃内；后又从驯化苗圃移植一部分于奥索尔格斯克县别列苑法，制成样茶。1884年，俄国人又从我国汉口运去1.2万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这次制成的茶叶品质良好。
1888年俄国人波波夫来中国访问宁波的一个茶厂，回国时不仅带去了几百特的茶籽和几万株茶苗，还聘了以中国人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3年间，刘峻周等人完全按照中国茶厂的形式在俄国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正式开始茶叶生产。1896年合同期满时，波波夫委托刘峻周再次招聘技工，次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前往俄国，在阿扎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刘峻周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在俄国从事移植茶叶和制作茶叶长达30年，被苏联政府认定为阿扎里亚栽茶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俄罗斯人认为，饮茶具有舒心、提神、养气和解忧的功效，能消除疲劳、恢复精力，可以使人们沉睡在灵魂深处的能量得到释放。如今俄罗斯的许多家庭仍保持有以茶奉客的习惯，主人通常会问你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他们采用俄罗斯传统的沏茶方法：将干净的茶壶用滚开水烫一下，放入茶叶，再倒入开水后蒙餐巾置于茶炊壶托上5分钟左右。同时加进一小块砂糖，以使茶叶片片舒展开。茶叶泡好后往杯中倒半杯，再从茶炊兑入适量白开水。茶炊是用铜或不锈钢制作的茶水壶，结构类似中国的火锅，中间有一个空心圆筒用于燃烧木炭。木炭可以用刨花或松果代替。壶的下部有一个水龙头。喝茶时用茶炊续水以控制浓淡，根据客人的喜好而定。
在现代俄罗斯，茶加柠檬片、炼乳就饼干、点心吃比较普遍。他们常饮茶视为三餐中的一餐或三餐外的填补，甚至代替食物，平时除了睡觉，终日喝茶不断，供应量充足，再也不需要从遥远的恰克图用毛皮交换中国茶了。
参考资料
《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前中国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历程》
《晋商茶帮的困厄与出路》
《中国茶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